所謂“緯書”，是指鼓起于西漢末、定型和愛崇于東漢的一類冠以“河圖”“洛書”及七經之名、偽托上天及圣人神化儒學的文獻，東漢人習稱“圖讖”。“緯”名的呈現現實上遲至東漢早期，是時人“緯以配經”不雅念的一種反應。緯書的內在的事務非常複雜，既稀有術占驗，又有儒學經義，普通以為是出于術士化的儒生之手，所以研討者仍將其回進儒學范疇，這與東漢人的不雅念是分歧的。不外，這一不雅念并非天然構成，而是經由過程東漢初年的圖讖校定建構起來的。是以，緯書的成立經過歷程就是其經典化的經過歷程。東漢官定緯書分為河洛讖與七經讖兩個部門，七經讖中多有稱引河洛讖之處，而河洛讖中卻沒有援用過七經讖的內在的事務。儒學經義僅存在于七經讖中，而河洛讖則在內在的事務上與經義無涉。這是由於兩者的成立時光分歧，內在的事務、性質也有所差別。河洛讖的構成時光較早，出于術士之手，自己屬于數術之學。而七經讖則是東漢初年校定圖讖的結果，目標是牽合河洛讖與經義。
緯書的成立與經典化
先秦的河圖、洛書只是一種圣王瑞應的象征，并無實體。秦始皇時，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有“亡秦者胡也”之文，可以視為術士群體將河圖、洛書文本化的最後盡力。西漢成帝以后，漢室陵夷，有亡國之象。在教學場地這種佈景下，呈現了宣傳“漢室再授命”的“赤精子讖”（《天官歷元包承平經》），意在改火德為土德，但回于掉敗。平帝元始年間，征召全國學士，整合諸家之說，此中就包含圖讖，河洛讖的主體內在的事務就在此時基礎定型（《漢書·王莽傳》《平帝紀》）。大要在王莽策劃篡位的居攝年間，崔發又將宣傳王莽授命的內在的事務添進此中。新莽末年，兵變群起，那時的諸方權勢都熱衷征引圖讖，作為本身的授命證實。光武帝劉秀在建武初年與公孫述來去爭辯讖記之義（《華陽國志·公孫述劉二牧志》《后漢書·公孫述傳》），闡明私密空間兩人對引述的讖文，都認可其可托性，這是會商的基本。只是基于分歧的態度，對讖文的說明有異。兩人引據的讖記，大都應是平帝時代整合過的文本。此外，兩漢之際還有大批基于特定政治目標的新讖記發生。對光武帝劉秀而言，最主要的天然是“劉秀出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皇帝”。劉秀以此讖記之言即位，故而非常器重圖讖，甚至據讖文錄用官員。
但此時的圖讖究竟只是一種數術之學，尚缺乏以成為王朝統治的思惟基本。是以，在隗囂、公孫述等權勢尚未平定的建武初年，光武帝即命尹敏、薛漢等校定圖讖，目標有二：一是往除崔發為王莽增添的內在的事務，參加以即位讖記為代表的、宣傳光武帝統治符合法規性的讖文。故而即位讖記之文見于編定后的《河圖赤伏符》。二是牽合圖讖與儒家經典，以舉高圖讖位置，使其經典化。是以，光武帝有興趣挑撰“博通經記”的尹敏、薛漢等從事校定任務。此外，光武帝還組織人力在太學向博士門生講論圖讖，顯然也是出于牽合經籍與圖讖的目標。在如許的鼎力倡導下，出于儒生之手、牽合經義與圖讖而成的“經讖”天然也就慢慢構成了。詳細做法是將某經的分歧列傳加以拼合連綴，并參加河洛讖或其他宣傳劉氏天命的內在的事務，從而構成新的文本。好比建武初年公孫述與劉秀會商過的《西狩獲麟讖》，其文字就見于新假造的《孝經援神契》中。再如東漢人引《易內傳》《易中孚傳》之文，多見于《易稽覽圖》中，錢年夜昕以為《易內傳》《易中孚傳》皆為《易稽覽圖》之別稱。但是，這種說明實有難愜人意處。在郎顗的一篇奏對中，同時呈現《易內傳》《易中孚傳》《易傳》三名，似難視為一書。且所引《易內傳》之文，有兩條不見于今本《易稽覽圖》。又，郎顗為順帝時人，奏對中引及《詩泛歷樞》《孝經鉤命決》兩篇緯書，若所引確為《易稽覽圖》，為何不徑稱篇名而用別稱？是以，更公道的猜測是，《易內傳》《易中孚傳》均為東漢初假造《易稽覽圖》時曾應用的《易傳》文獻，故文字多有重合處。不外，這些用來假造經讖的列傳往往時期分歧、體系有異，很難彌合其齟齬之處，整合多元文原來源的陳跡非常顯明。《周易乾鑿度》中有一段講究卦主歲術的文字，以七十六年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屬于四分歷術，紀、部之名與《淮南子·地理訓》相合，與東漢四分歷相反。但“今進天元”以下文字則顯然是以七十六年為一部，與上文恰好相反，只能闡明兩部門文字是由分歧起源的文本拼合而成。
圖讖的校定歷時甚久，自建武初詔命校定至正式公佈，時光當在三十年擺佈。建武中元元年教學（56）宣布圖讖八十一篇于全國，標志著官定緯書文本的定型。此中河洛讖四十五篇，七經讖三十六篇，即張衡所說的“河洛五九，六藝四聚會場地九”（《后漢書·張衡傳》注引《衡集》上事）。底本出于術士之手的河洛讖與整合于儒生之手的七經讖配合構成官定緯書。作為劉氏統治符合法規性的天命根據，緯書天然成為東漢的官方認識形狀，獲得了與經籍劃一的位置，甚至反過去對經學施加影響。明帝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隋書·經書志》），又樊鯈“以讖記正五經異說”（《后漢書·樊鯈傳》）。章帝時于白虎不雅“講議五經同異”，異樣是援讖證經。更為主要的是，鄭玄整合今古文經學，其經學系統的樹立亦與圖讖有親密關系。東漢人廣泛以為緯書出于講座場地孔子，光和二年（179）劉洪上言，稱《考靈曜》等為“孔子緯”（《后漢書·律歷志》），鄭玄《起廢疾》云“孔子……陰書于緯躲之，以傳后王”（《禮記·王制》公理引），荀悅《申鑒》亦謂“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皆是其例。
緯書的往經典化與散佚
漢代以后，政治佈景改變，緯書掉往官方認識形狀的位置，逐步回到數術之學的范疇。河洛讖宣傳劉氏天命，魏晉以后無復其用，天然在政治上很快被擯棄，南北朝之人更熱衷于應用新出讖書，所以東漢河洛讖在南北朝亡佚過半。而在經學上，由于南北學術差別，學者對緯書（經讖）的見解不盡雷同。南朝學者好尚魏晉新注，已不再將緯書視為經典。北朝學者猛攻東漢舊學，緯書仍為儒生究心研讀。北人李興業與南人朱異、梁武帝關于明堂圓方的問答，剛好反應了這種南北差別。跟著南北同一，學術融會，時人對緯書的熟悉也逐步趨同，偏向于否認。唐代《五經公理》中，《尚書公理》《毛詩公理》《年齡公理》多有否認緯書之語。如《尚書·堯典》公理說：“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何其妄且俗也。”是以，《五經公理》征引緯書雖多，但重要是出于疏不破注的準繩，為說明後人注文，作為汗青文獻來援用，而非認可其經典位置。從西漢末到六朝隋唐，緯書的性質在時人不雅念中年夜致經過的事況了“數術—儒學—數術”的變遷。
固然在《隋書·經書志》《群書四部錄》《古今書錄》《開元四庫書目》等唐代目次及《唐六典》記錄的官方躲書分類中，緯書仍居于經部，但這只能視為官修目次類目標調劑滯后于學術成長與時期風尚的表示。唐代中期以后，經學產生轉向，逐步解脫注疏學的范式，鄙棄舊注，而以己意說經，故對緯書更無愛好。既無需求，平易近間自少傳播，僅有秘本存于秘閣，戰亂一路，則底本蕩然無存。于是，被經學徹底擯棄的緯書只能作為一種文本資本，將只言片語保留在經注、史傳及類書之中。或是作為一種數術資本，部門保留在以地理星占、吉祥災異為重要內在的事務的《地理要錄》《六合瑞祥志》《開元占經》等書中。但歷代對這些觸及王朝興衰、災異預言的數術之書的管控都非常嚴厲，此三書亦僅在生死之間。
（作者系北京年夜學中國古文獻研討中間研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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