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經世：從《年夜學》經筵講義看真德秀對朱熹思惟的發展
作者：王琦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載《船山學刊》2020年第2期
內容撮要：真德秀作為紹續朱子之學的南宋理學大師，學術界在確定其對包養網朱學護衛、傳播之功的同時，年夜多認為其墨守朱熹成說，無所創建。通過兩人《年夜學》經筵講義在詮釋章節、詮釋重心、詮釋方法、詮釋傾向等方面的比較，可以發現，真德秀盡管在學術上沒有衝破朱熹的整體理論框架，但在推動理學經世方面則多有創見。他將朱熹之學由高談心性義理導向了經世致用，由理論建構導向了實踐踐履，由“內圣”導向了“外王”，使得朱熹的理學思惟以一種更具實踐性與應用包養性的特征而為統治階層所認同，從而推動了理學的官學化與社會化，并為明清實學的興起奠基了理論基礎。
關鍵詞：《年夜學》；經筵講義；真德秀；朱熹；理學經世
真德秀作為紹續朱子之學的南宋理學大師，眾人對其護衛、傳播朱學之功倍加贊譽，《宋史·真德秀傳》稱其：“然自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晚世年夜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概然以文雅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全國后世，多其力也。”[1]12964黃幹也說：“自濂溪而下六正人，攙扶道統者，皆未得顯位于時，惟公續斯道之脈。”[2]但是同時，真德秀又為朱熹宏大的學術光環與成績所籠罩，尤其是自黃宗羲稱其學術“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罷了”后，[3]2696學界年夜多依從其說，對其學術評價不高。[4]157-160真德秀果真是墨守朱熹成說，毫無創建，還是有所發明，另辟蹊徑？若何梳理兩者之間的學術傳承關系，并比較客觀地評價真德秀的學術特點呢？所幸的是，真德秀不僅與朱熹一樣有著進侍經筵，擔任“帝王師”的經歷，並且都留下了《年夜學》經筵講義，【1】這就為我們梳理兩者的學術關系與特點，留下了可資對比的靠得住文本。
真德秀在經筵為理宗所講《年夜學》經筵講義，就是對朱熹《年夜學章句》的發揮。【2】而朱熹的《年夜學》經筵講義，也是包養網在其《年夜學章句》基礎定型之后，為適應帝王之學的請求，專為寧宗天子而從頭撰寫的經筵講學的講稿。[5]因此以《年夜學》經筵講義作為切進點，無疑更有利于梳理兩人之間的學術關系。雖然真德秀的《年夜學》經筵講義是在周全確定并接收朱熹學術思惟基礎上而作的發揮，可是我們通過兩人詮釋《年夜學》時，在經文釋章節、詮釋重心、詮釋方法、詮釋傾向等方面的分歧包養網，可以看出真德秀的學術傾向與特點。
一、經文詮釋章節：從詳盡到簡明
關于經筵講學，朱熹有一個基礎的觀點：“大略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復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往考慮。”[6]2576經筵講學分歧于通俗講學的“可以令他往考慮”，而是請求解經必須盡能夠的詳實詳盡，讓君主在萬幾之暇以最短的時間，盡快地把握經典中所蘊含的修齊治平之道。因此朱熹在經筵講義中，對《年夜學》一切的經文、傳文進行了闡釋，不僅有字詞訓詁，句意疏浚、章旨歸納綜合，並且用“臣竊謂”、“臣謹按”等引語另起一段，進行義理發揮，字數從百字至上千字不等。[5]
如朱熹《經筵講義》中對“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年夜畏平易近志，此謂知本”的詮釋：
臣熹曰：猶人，不異于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徳既明，天然有以畏服平易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舊本脫誤，今移在此，蓋言圣人徳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全國之至善，故能年夜有以畏服其平易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于眾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徳既明而平易近徳改過，則得其本之明効也。或不克不及然，而欲區區于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平易近之效，其亦末矣。[7]706-707
朱熹起首對“猶人”、“情”等字詞進行清楚釋，然后對該句的句意與章旨進行了疏浚與歸包養網納綜合，并再用“臣謹按”的按語另起一段，對前四章傳文的章旨進行小結，同時進一個步驟闡釋為何圣人能夠使平易近無訟，以及改過新平易近的本末先后之序，可謂訓詁與義理兼備，解釋得非常細致、詳盡。
真德秀則只選取他認為對人君為學修德與治國理政的最為關切的章節進行詮釋，而不再對《年夜學》一切經文逐條逐句地進行詮釋。有些是先列所抽取的經文，然后再以“臣某謂”、“臣某竊謂”、“臣（某）按”等按語引發對經旨的義理闡發；有些則只標章節而不列經文，直接闡發經典要義。
在真德秀的經筵講學活動中，其《經筵講義》僅有三次列出《年夜學》經文。如端平元年十月十九日的講讀，僅抽取以下經文進行詮釋：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平易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曰：“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8]
真德秀通過對“克”、“顧諟”、“日新”、“作新平易近”、“于緝熙敬止”等字詞的義理發揮，昭示帝王自明其明德而致緝熙之功達于治國平全國的具體方式與路徑。[8]
十仲春十二日講《年夜學平全國章》，真德秀重點詮釋了“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以及《秦誓》曰：“如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若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百姓，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圣，而違之俾欠亨，寔不克不及容，以不克不及保我子孫百姓，亦曰殆哉。”[8]以彰明選賢才遠君子對治國理政之主要性，盼望理宗“不以金玉為貴，而以賢才為寶”。[8]
十仲春二十七日講《年夜學平全國章》，真德秀只闡發了《年夜學》“生財有年夜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以及“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君子矣。彼為善之，君子之使為國家，菑害并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之文，[8]以儒家的“義利之辨”為切進點，闡發皇帝、士年夜夫治國理政應當以義為利，而不應以利為利，否則就會形成“舉世之人皆趨于利”，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的后果。[8]
其余的幾次進講，真德秀則不再列出包養經文，只注明所講章節，如“《講筵卷子》十一月八日《年夜學格物致知章》”，“《講筵卷子》十三日《誠意章》”，“《講筵卷子》十六日《年夜學致知誠意章》、《修身正其心章》、《齊家在修其身章》”，“《講筵卷子》十八日《年夜學修身包養網排名在正其心章》、《治國必先齊家》”，“《講筵卷子》二十七日《年夜學絜矩章》”等，不再逐一地對經文進行疏解，并完整省略了字詞訓詁，采取了用“臣按”、“臣某謹按”等情勢做按語，直接闡發經旨義理，相對具有更年夜的不受拘束度。
可見，與朱熹跟寧宗講學盡能夠地詳盡而周全地闡發《年夜學》經文分歧，真德秀則只抽取他認為最關治道、最有利于人君為學修德、治國理政的經文進行詮釋。
二、詮釋重心：從理論闡發到實處用力
假如說朱熹認為經筵講學應“反復開導推說”，重在理論闡發，建構完美的理論體系，以“發明正理，開啟上心”，[9]從理論上說服、打動君主，依照儒家的價值幻想成君德立圣治，[5]那么，真德秀則將詮釋包養的重點放到了若何引導帝王“做”一名及格的君主上，因此他在詮釋經典時總是直接點明帝王為學修身、治國理政的關鍵處，突顯“著力點”，以便其身體力行地切實唱工夫，將理學原則運之于帝王修己治人的實踐。
以對“格物致知章”的詮釋為例，朱熹先引程氏之言，闡發了格物與致知的內涵，進而闡發格物致知之所以能夠的緣由就在于“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欠亨也”。”而格物致知之所以需要是因為“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于全國之理無不克不及知。以其稟之異，故于其理或有所不克不及窮也”。假如任其發展下往，則會因理有未窮，進而導致知不盡、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而“全國國家不成得而治也”的嚴重后果包養網。[7]708-710這樣朱熹就通過理一分殊等道理，論證了為學必以“格物致知最為先務”。[7]708-710進而引申至王者後輩當由小學而進之年夜學之主要性，從理論上圓融地論證了從格物到致知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及為學的主要性。[10]
而作為朱熹的私淑門生，真德秀對朱熹所建構的理論建構天然從內心深處表現認同，并將其作為理所當然的真諦加以接收，因此在經筵講學時，他經常是言必稱朱熹：“朱熹以為說得極好”、“又嘗聞朱熹之說”、“朱熹嘗言”、“朱熹之說當矣”、“熹之言至為精切”等等。[8]但即使是這般，真德秀也并未一謂地重復或墨守朱熹，而是另辟蹊徑，將重心轉移到引導帝王若何“做”上。為此，他在詮釋經典時，不僅點明懂得其理論的關鍵處，並且力圖將其落到實際可用功處。對格物致知章的詮釋，真德秀開篇即言：“朱熹嘗言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而包養網價格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的緣由就在于“理無形而物有跡”，“欲人就事物上窮究義理，則是于實處用其功”，而不要墜進佛老之空虛髙遠中。凡人猶且不成馳心于高深，更何況“以一身應萬事萬物之變”的帝王，否則就會給國家帶來年夜惑年夜患，因此“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為治國平全國之先務也。”那么，帝王應該若何格物致知呢？真德秀聯系帝王身心實際與時政說道：“至于輔臣奏對，尤當從容訪逮，政事因革，俾陳其利病之原，人材進退，必叩以賢否之實，若有未諭，反復審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厭吁咈。以致言官之奏論彈劾，群臣之進見對敡，率霽天威，俯加酬詰，俾攄底藴，盡究物情這般，則于國家之事日益明習，而舉措用舍之間無不適當矣！凡此皆所謂格物也。”人君假如能夠于事物上窮理，則天然可做到物格、知至。接著又聯系國家近日用兵掉敗的教訓，指出其“輕舉而無成”的緣由就在于“緣只見得包養理之一偏，而未嘗周思曲慮到窮極之處”，“此亦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因此在國家的政治及軍國年夜事上，既不成輕敵，也不成畏敵，亦不成忘敵，而應“與年夜臣講求策畫，申儆將帥，嚴設堤防，謀未十全，姑務猛攻，執可必定，奮然必為這般，方是見得義理周盡”，理事相須，所以無弊。[8]
由此包養可見，與朱熹重在理論建構與闡發分歧，真德秀將重心放在了“實處用其功”上，點明修己之人的唱工夫的關鍵處，引導帝王學為“圣王”，將理學原則運之于成君德立圣治的實踐。如在“釋新平易近”章時，真德秀包養點出“《康誥》《帝典》兩語切要處，在“克”之一字。”看理宗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克不及，則堯帝文王可及矣。”在解“誠意”章時，真德秀徑直指出“自欺、自慊兩言，乃此章之綱領”，而“‘謹獨’二字為進德之門”，人君當在一“敬”字高低工夫，“以文王為法，臨朝必敬，而退居深宮，亦包養網必敬；對群臣必敬，而退與嬪御近習處，亦必敬，這般則于謹獨之道得矣。”講“年夜學絜矩章”時，真德秀言：“蓋全國之不服，自人心不恕始”。人君包養之絜矩之道則是“處宮室之安，則憂平易近之缺乏于室廬；服綺繡之華，則憂平易近之不給于繒絮；享八珍之味，則憂平易近之饑餒；備六宮之奉，則憂平易近之曠鰥。以此心推之，使高低、尊卑、貧富、貴賤，各得其所。包養欲有均齊而無偏陂，無方正而無頗邪”。[8]諸這般類詮釋觸目皆是，重在凸顯經義切于己之可實行之關鍵處，用理學來指導政治、生涯等方面的實踐。
三、詮釋方法：從議論說理到經史結合
由于真德秀與朱熹兩人在經筵講學時經典詮釋的重心分歧，必定導致其詮釋方法的紛歧樣。朱熹重在以“正理”啟沃君心，引導帝王接收理學的思惟觀念與價值幻想，是以他采取了議論說理的方法，通過嚴密的理論論證與邏輯推理，力圖講明白為什么、是什么等問題。[11]如《年夜學》解題時，他以人人皆有的天理之性以及氣秉物欲之蔽闡發人以“學”往蔽復性的能夠性與需要性，[7]691-692對《年夜學》三綱領闡發時，對明德、明明德、親平易近、至善的內涵的界定，以及若何通過改過新平易近而明明德于全國的路徑的闡釋等，[12]無不是力圖通過議論說理、等方法，引導帝王以《年夜學》為框架，以理學思惟為內涵，成君德出圣治。[11]當然其間朱熹也間或援用了程頤、程顥、謝良佐、尹焞等當時學者的言論，以及《詩經》《尚書》之言，以增強說理的說服力，但總體數量偏少，重要還是以議論說理為主。
真德秀則將詮釋的重包養心放在了引導帝王“若何做”等問題上，因此他采取了經史結合的詮釋方法。真德秀認為當時學界有一種不良傾向，喜歡將儒者之學分為“生命品德之包養學”與“古當代變之學”，“尚評世變者,指經術為迂；喜談生命者,詆史學為陋”，“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將“經”與“史”、“理”與“事”截然兩分，從而在實際中就會形成“理不達諸事,其弊為無用。事不根諸理,其掉為無本”的弊病，因此真正的善學者應該是“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13]他所推重與踐行的就是這種經史并用結合、理事結合的學問。這樣的一種觀念，也深深地影響了他對經典詮釋的方式。因此，在經筵講學中，他一方面引經據典，增強論證的權威性；一方面運用歷史故事，以生動可感事例，指惹人君吸取經驗教訓，闡發治國平全國之道，從而使得其經典詮釋具有經史結合的特點。
真德秀《經筵講義》所記共計八講，基礎每一講都徵引經典或先儒議論。如其“十月十九日”的進講，就援用了《論語》《孟子》《易》以及《詩經》之《包養周頌》《年夜雅》《敬之》《維清》等經典。“十一月八日”進講，除援用《舜典》外，還援用了程頤、朱熹等先儒言論。“十一月十三日”進講，徵引了《中庸》以及《詩經》之《年夜雅》《思齊》。“十一月十六日”進講，重要援用了朱熹及高宗天子的言論。“十一月十八日”進講，徵引了《論語》《中庸》與《詩經》之《桃夭》《蓼蕭》，以及朱熹的議論包養網。“十一月二十七日”進講，徵引了杜牧《賦阿房宮》。“十仲春十二日”進講，徵引了《楚語》與蘇軾的言論。“十仲春二十七日”進講，徵引了《易》與韓愈的《原道》、董仲舒《對策》。[8]相較朱熹而言，真德秀徵引經典的范圍及頻率要比朱熹寬廣得多。這些對《詩經》《中庸》《論語》《孟子》等經典與先儒言論的徵引，無疑可以增強理論的權威性與佩服力。
此外，為增強經典的可理性、興趣性與易懂包養得性，真德秀在經筵講學中還較多地運用了歷史故事，為宋理宗供給了是生動可感的治國借鑒。如在詮釋《齊家在修其身章》時，以歷史上瞽䏂不愛舜而愛傲、姜氏不愛鄭莊公而愛叔段、唐玄宗不愛王氏而愛惠妃所導致的國家之禍亂的故事，警醒人君齊家之主要性，指出不成因“愛惡一偏”而導致“善惡易位”，進而引發身不修、家不齊、國不治等一系列嚴重后果，從而生動抽像地闡發了修身與齊家的關系。[8]在闡釋《治國必先齊其家章》時，真德秀徵引漢高祖劉邦寵戚姬而疏呂后乃至后日人彘之禍，唐太宗于事親友兄弟而有慚德乃至三百年家法不正的故事，勸誡人君以道齊家，確保國家管理次序。而在《年夜學平全國章》的詮釋中，真德秀將唐太宗時以房玄齡為相而能“包養網 花園持眾美效之君”以興唐，與唐玄宗以李林甫為相妒賢嫉能而壞唐的史事進行對比，指出人君若何選拔并觀察所應用的年夜臣能否具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年夜的胸懷，從而提醒人君應該選拔具有能“容”之賢臣來輔助君主管理全國。[8]
四．詮釋傾向：從切己體察到經世致用
朱熹與真德秀的《經筵講義》均為引導當世帝王成君德出治道而作。由于朱熹認為：“全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人主之心正，則全國之事無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全國之事無一得正。”[14]618將正君心作為解決社會政治問包養題的最基礎，因此朱熹在進行經典詮釋時，更重視君主的“內圣”修養，請求其從切己處體察。而真德秀則將《年夜學》作為“君全國者之律令格例”[15]1，因此在詮釋時更重視發揮其經世致用的效能，具有“外王”的實踐傾向。
同樣是理論聯系君主實際，朱熹會說：“臣愿陛下清閑之燕從容諷味，常存于心，不使忘掉，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于修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于修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嚬笑念慮之間，年夜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念念這般，無少間斷，則庶乎身修親悅，舉而措諸全國無難矣”。[7]698-699更為強調切己體察的“內圣”功夫，認為只需身修家齊，天然家國全國可得而治。
而真德秀更重視經世致用。在經筵進講中，他經常會聯系朝廷的政治實際，引導理宗將經典中的治國理政之道運之于朝廷政治運作。如在解“湯之《盤銘》”引申至帝王當若何日新其德時，真德秀婉言不諱地直擊理宗的關鍵：“包養網陛下昨為權臣所蔽，養晦十年，全國之人不免難免妄議圣德。一旦奮然更換新的資料，全國咸仰圣德，如日月之食而更也然，自今以往，日新又新之功，一或不繼，則不免難免又掉全國之看。須是常屏私欲，而存天理；常守恭儉，而往驕奢；常勤問學，而戒游逸；常近正人，而遠君子；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邪，本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致無日而不如是，則其德無日而不新，仰視成湯何遠之有？”盼望理宗能夠遠君子而近正人，“修明政刑，信必賞罰，崇獎廉能，汰斥貪繆”，從而新己、新平易近、新朝廷而新全國，實現全國年夜治。既針砭了時弊，又提出了具體的實施辦法。又如在解“絜矩之道”時，真德秀在解釋什么是君王的絜矩之道后，便直接聯系當時冬日年夜冷，蒼生“有饑凍切膚之慘”，戍邊將士“有風沙瞇目之包養悲”的社會生涯實際與政治時局，盼望理宗能夠“以惻怛之心，施惠䘏之政”，即便是“仁未能徧及”，“然能選良吏以字之，擇良將以拊之，使平易近無剝膚之苦，士有挾纊之溫”等等。[8]相較朱熹而言，真德秀更重視經世致用，以實事顯實功，具有“外王”的傾向。
五、結語
通過真德秀與朱熹《經筵講義》的比較，我們發現包養雖同是對《年夜學》的詮釋，但兩人在經文詮釋的章節選擇、詮釋重心、詮釋方法、詮釋傾向等方面存在分歧。朱熹重在理論闡發，以議論說理的方法，引導包養網帝王切己體察，具有“內圣”的特點，而真德秀則將重點放到了引導帝王“若何做”上，采用經史結合的方法，點明帝王為學修身、治國理政之切要處，力圖發揮理學經世致用的效能，具有“外王”包養的傾向。正如漢學家包弼德所言：“朱熹應用《年夜學》來說明君主和學者該若何修身，真德秀則把《年夜學》作為一個參照點，作為天子品行的規范。”[16]121真德秀面對著朱熹所建構的龐年夜而緊密的理學思惟體系，雖然難以從理論上再次進行衝破，可是他卻另辟蹊徑，他將朱熹之學由高談心性義理導向了經世致用，由理論建構導向了實踐踐履，由“內圣”導向了“外王”，使得朱熹的理學思惟以一種更具實踐性與應用性的特征而為統治階層所認同，從而推動了理學的官學化與社會化。其“羽翼”朱熹《年夜學》精力所做的《年夜學衍義》更是被視為能指導帝王經世治國的“帝王之學”，備受推重。[15]1-3是以，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真德秀雖然沒有衝破朱熹的整體理論框架，可是在推動了理學思惟向經世之學的發展等方面多有創見，從而有補于理學的“空疏”之弊，并為明清實學的興起奠基了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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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包弼德.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12.
注釋：
[1]經筵講義是宋代興起的一種新經學體例，是儒家士年夜夫詮釋經旨義理并對帝王進行教導的經筵講稿與帝學教材。朱熹的《（年夜學）經筵講義》進呈的時間是紹熙五年（1194），擔任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時為宋寧宗講學而做。真德秀為宋理宗進講《年夜學》經筵講義是在端平元年（1234），擔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關于宋代經筵講義的代興起、發展過程請參看王琦：《論宋代經筵講義的興起》，《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
[2]朱熹第一順序定《年夜學章句》的時間是淳熙四年（1177），第二順序定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其后又修正屢次，在其進侍經筵進講《年夜學》經筵講義前，其主體內容已經基礎確定。真德秀在其端平元年包養平台推薦所進的《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中自言“又，于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年夜學章句》”，可知其《年夜學經筵講義》就是對朱熹《年夜學章句》所做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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