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月刊是中國共產黨本身辦的第一份刊物。茅盾暮年在回想錄巨著《我走過的途徑》中專門談到了他介入這份刊物的情形。不外，他的回想中有誤。如，他說：“《共產黨》月註銷到第七號也就復刊了。”（《我走過的途徑》[上]，國民文學出書社1瑜伽場地997年版）現實上，從1920年11月7日創刊至1921年7月7日停止，這份刊物前后只出了六號（期）——曾中止數月。
在《共產黨》月刊創建之前，1920年10月,茅盾經李達、李漢俊先容曾經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晚期黨組織——上海教學場地共產主義小組，曾經開端研討馬克思主義（見林傳祥：《茅盾餐與加入共產黨小組與檔案史料》）。這份刊物是在上海創建的，而茅盾那時也在上海。茅盾又說：“《共產黨》是上海共產主義小構成立后出書的第一個機密刊行的黨刊……寫稿人都是共產主義小構成員。”現實上，該刊的供稿者（不都是寫稿人，還有譯稿人）并不全都是上海共產主義小構成員，但簡直年夜大都都是小構成員。茅盾與這些同人尤其是主編李達過從頗密。李達跟茅盾既是反動同道又是遠房親戚——李達的新婚夫人王會悟是茅盾的表姑母。是以，李達很早就向茅盾約稿。茅盾暮年回想說：“那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按：即中國共產黨倡議組）正忙著準備出書一個黨刊，李達任主編，我一參加共產主義小組，他就約我寫文章。這黨刊后來取名《共產黨》。”是以，茅盾在這份刊物上頒發了多篇著譯。
但是，茅盾究竟在《共產黨》下面總共頒發了幾多篇譯文。學術界卻有謠傳。
《中國社會迷信報》2021年3月2日頒發趙偉的《〈共產黨〉：初次在中國年夜地樹起“共產黨”年夜旗》。文中說：“至多進獻了8篇譯文的‘P.生’乃沈雁冰即茅盾”，但他沒有明白指出茅盾所譯的是哪幾篇。他的“8篇”之說能否對的呢？ 其能夠的根據在哪里？
茅盾本身回想說：“我在該刊第二號（一九二O 年十仲春七日出書）翻譯《共產主義是什么意思》（副題為美國共產黨中心履行委員會宣布）、《美國共產黨黨綱》《共產黨國際同盟對美國IWW（世界產業休息者聯盟的簡稱）的請求》《美國共產黨宣言》，共四篇譯文……同期的《共產黨》上又有我翻譯的《共產黨的動身點》。在一九二一年蒲月七日出書的《共產黨》第四號，我翻譯了列寧的《國度與反動》中的第一章，這是從英譯的《國度與反動》轉譯的。”筆者按：“同期”指1921年4月7日出書的《共產黨》第三號。茅盾在回想錄里只提到了這6篇譯文。能否還有2篇呢？
茅盾的兒子韋韜所編的《茅盾譯文選集》第9卷收錄了茅盾頒發在《共產黨》月刊上的一切譯文——假設不是一切，就不克不及叫“選集”啊。除了茅盾本身提到的6篇，別的只要一篇，即《勞農俄國的教導——勞農俄國教導總長呂納卻思基的一席談》，頒發于第四號。《茅盾譯文選集》所收的只要7篇。1954年6月，國民出書社曾影印所有的6期《共產黨》月刊。筆者與同事姚明師長教師細心查對了，茅盾在該刊上頒發的譯文簡直只要這7篇。
那么，為何會有“8篇”之說即多出一篇呢？
鐘桂松師長教師在《沈雁冰在中共建黨初期的進獻初探》一文中說：“短短的幾天，沈雁冰以‘p生’為筆名，給《共產黨》雜志第2號供給了4篇有關建黨的翻譯文章，即《共產主義是什么意思——美國共產黨中心履行委員會宣言》《美國共產黨黨綱》《聚會場地共產黨國際同盟對美國IWW的請求》《美國共產黨宣言》……在《共產黨》雜志第3號上，頒發譯文《自治活動與社會反動》《共產黨的動身點》等。第4號上，沈雁冰頒發譯文《勞農俄國的教導》以及列寧的《國度與反動》中的第一章，即‘階層的社會與國度’，進一個步驟宣揚‘國度是階層沖突不成協調的成果’的不雅點，這應當是我們黨內同道比擬早翻譯的列寧經典著作。原來，沈雁冰打算持續翻譯下往的，可是主編《小說月報》以及黨內事務的忙碌，使他沒有可以或許按本身的打算翻譯下往。”（《察看與思慮》雜志2017年第5期）
鐘桂松在這里羅列了8篇，並且“他沒有可以或許按本身的打算翻譯下往”這句話的潛臺詞是：茅盾在《共產黨》上沒有頒發更多的譯文。鐘是茅盾研討界的威望專家。我估量趙偉是受了鐘這篇文章的影響，所以有“8篇”之說。
那么，莫非《茅盾譯文選集》并不全——漏收了一篇，即頒發在《共產黨》雜志第3號上的《自治活動與社會反動》？
《共產黨》雜志第3號上簡直有《自治活動與社會反動》一文。但要害是此文并非譯文。
朱少偉在《茅盾與上海的不解之緣》一文中說：“《共產黨》月刊在滬問世后，他屢次以‘P生’假名撰稿，如在第二期就頒發有《自治活動與社會反動》。”（《上海老年報》2021年11月13日）“第二期”顯然說錯了，不外，“撰稿”之說是對的的，即《自治活動與社會反動》一文不是茅盾翻譯的，而是他撰寫的。
林傳祥在《反動家茅盾》一文中說：“在1921年4月出書的第三號上，茅盾寫了一篇題為《自治活動與社會反動》的文章，批評了那時一些省自治活動者所宣傳的所謂資產階層平易近主，指出這現實上是為軍閥、帝國主義辦事，中國的前程只要無產階層反動。對于茅盾為什么取名‘P生’，有一種不雅點以為，‘P’是英文Party（黨）的縮寫，‘P生’就是‘黨的出生’或‘黨的一員’的意思，從中可以看出茅盾對黨的虔誠與崇奉。”（《黨史縱覽》2022年9期）。林對茅盾取這個假名的意圖先容甚好。不外，從“在1921年”到“反動”全部這段文字簡直都抄自茅盾的回想錄。茅盾的原文是如許的：“我在1921年4月7日出書的《共產黨》第3號上，寫了一篇《自治活動與社會反動》，批評那時的省自治活動者所宣傳的資產階層的平易近主，指出這現實上是為軍閥、帝國主義辦事的，中國的前程只要無產階層反動。”（《我走過的途徑》[上]）。
從日常邏輯下去說，《自治活動與社會反動》一文也不成能是譯文。我們來看此文的開首：“此刻國際‘省’自治的活動很不寂寞，呼聲要算很高的了；他們借著國民自治——就是狹義的德謨克拉西政治——的頭銜來履行他們的紳縉活動，看穿了他，其實一文錢都不值，成果真正的布衣得不到一些利益，反加多講座場地一重壓抑，加多一層搶奪而已！”“國際‘省’自治的活動”如此指的是那時有些人宣傳中國一些省份要自治。假如茅盾翻譯的是本國人寫的文章，本國人怎么能夠以這般口氣來說中國的工作？
還有，從簽名格局下去說，《自治活動與社會反動》一文也不成能是譯文。譯文普通都要有原著者簽名，私密空間加倍必須的是要在譯者名字后面加個“譯”字，不然有譯者冒領“作者”著作權之嫌。好比《共產黨的動身點》一文標題下的簽名方法是“霍格松著P.生 譯”，再如茅盾所譯《I.W.W的研討》一文標題下的簽名方法是“美國 勃烈生頓 著雁冰編譯”（《束縛與改革》第2卷第7、8、9號） 而在《自治活動與社會反動》一文標題下的簽名只要“P.生”，既沒有原著者名，也沒有“譯”字，那當然是撰寫而非翻譯了。
綜上所述，茅盾在《共產黨》月刊下面總共頒發了7篇譯文，而不是8篇。《自治活動與社會反動》不是茅盾譯的而是他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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