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主要的汗青人物，他的接收史老是越豐盛，眉目紛紛，材料複雜並且多少數字宏大，假如墮入此中，就難以自拔，不難作漫長的博而寡要的綜述。這時的救偏之策之一也許是在通不雅全局之后，先就其中若干緊要的節點做出扼要闡明，清算出線索來，然后再來細細理睬。這里擬就中國文學史上的陶淵明（365-427）的接收史做一極簡的論述。
一
巨大的詩人陶淵明生前并無盛名，有些著名度也不是由於他的詩文，而是由於他乃是本地一位比擬主要的蓬菖人，是所謂“潯陽三隱”之一（另二位是劉遺平易近、周續之）。陶淵明逝世后，他年青的伴瑜伽場地侶顏延之為之作《誄》，重在歌唱他的人格魅力，簡直不談他的創作。沈約是起首為陶淵明立傳的人，重視的依然在他的蓬菖人成分，把他設定在《宋書》的《隱逸傳》之中；而在相當于《宋書》文苑傳之評論部門的《謝靈運傳論》中，固然提到了昔時相當一批作家，此中沒有陶淵明。唐初官方重建《晉書》，陶淵明依然被設定在《隱逸傳》中。
若何接收汗青人物最主要的是一個定位題目，把其人的泥像或牌位安置在哪一品種型之中，乃是起首要處理的題目，只要先把人物所屬的種別弄適當了，然后才幹談到其他。
陶淵明是一位半路落發的蓬菖人。他原來是當官的，41歲那年決然回隱。對此沈約提出一個說明，說他預見到東晉王朝將被手握重兵的權臣劉裕代替，而他的曾祖陶侃當過本朝的年夜司馬，所以他“恥復屈身后代，自高祖（劉裕）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于是擯棄彭澤令的官位，回籍隱居。沈約這一勇敢猜想后來發生了很年夜的影響。
在南朝，較早器重陶淵明之文學創作的有作家鮑照和江淹，學者鐘嶸（466？ -518？）和蕭統（501-531）則是里程碑式主要人物。
鮑照模擬過“陶彭澤體”的詩；江淹在他的名作《擬古三十首》中有擬陶淵明的詩一首，寫得形神俱似，以致后來被編進了陶淵明的集子，好久以后才被發明并予以剔除。詩人的目光多有高于史家者，他們的手腕不是為後人立傳，而在用文學的手腕顯示其人的風神。
實際批駁家鐘嶸《詩品》率先將陶淵明定位為詩人、佳人（凡進進《詩品》的皆為佳人），列進中品，考語是：
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體裁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簡古，辭興婉愜。世嘆其質直。至于“歡然酌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豈直為田間語耶？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這一段看法后來惹起很多批駁：陶詩“源出于應璩”的結論很難懂得；鐘嶸特殊看好陶淵明那些“風華清靡”的詩句，應該是遭到他自己生涯的齊梁時期詩風的影響，而這并非陶詩的主流，特殊誇大這一方面不合適陶淵明的本質；只把陶淵明設定進中品，更是年夜遭批駁。有人甚至假造說，在某一版本的《詩品》中陶淵明原是設定于下品的，后來卻誤進中品了。用這種想入非非的手腕來勘誤鐘嶸，的確匪夷所思。
可是加倍值得留意的是，比起曩昔那些最基礎疏忽詩人陶淵明存在的史家沈約、評論家劉勰（他的《文心雕龍》評及大量作家，竟沒有提到陶淵明）等人來，鐘嶸將陶淵明定位于詩人，見識曾經超出跨越後人一頭，這一進獻是很了不得的。“簡古”“婉愜”的考語也相當深入到位，足供參考。看文學批駁家的程度若何，要同後人以及他同時期的人比擬，不用用后人來比擬。
蕭統起首取陶淵明的文學文本為他編了一部集子，撰寫序文，為他立傳，又將他的作品選進《文選》（凡九篇），其選目很見程度。
在陶淵明的接收史上，蕭統功績極年夜。具有首創性的編纂家和自有目光的選家就是批駁家，關懷文學接收史的后人盡對不克不及疏忽編纂家和選家，當然，普通的并無自力看法、只做一些編纂技巧任務，或是把公認之佳作打成一包發布的平淡的全集的編者，在接收史上是可以充耳不聞的。
蕭統《陶淵明集序》前半先用大批的篇幅歌唱陶淵明韜光豹隱、不忮不求的高貴人格，后半談到他的詩文，提出了比擬體系的看法：
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不雅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其文章不群，詞藻精拔，跌宕昭章，獨起眾類，頓挫開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語時勢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並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年夜賢埋頭，與道汙隆，孰能這般者乎！ 余愛嗜其文，不克不及釋手，尚想其德，恨分歧時。故加倍搜求，粗為區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須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 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吝嗇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怯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爵祿可辭，不勞復傍游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風教爾。
蕭統其人正統，為陶集寫的序中共享會議室難免很有些以“風教”為重的氣味，他又指名批駁《閑情賦》，以為年夜可不寫這種影響本身名譽的工具，這些看法不免會惹起后人的惡感；但他對陶淵明作品的評價和頌揚，確有一孔之見。蕭統指出，陶淵明其人既是年夜賢，創作又很是之高超。“文章不群”的“文章”包會議室出租含詩、賦、文（《文選》中也恰是包含這幾年夜類作品），“不群”則是說陶淵明的程度超出流俗——這是比鐘嶸要高得多的評價，也是年夜有見識的。
要之，陶淵明在南朝的接收有過三個門路：沈約——潯陽有名蓬菖人；鐘嶸——中等詩人佳人；蕭統——一流聖人作家。不竭變遷升格，陶淵明的處境越來越接近后來的定評了。
二
陶淵明在唐朝的被接收較少亮點。唐詩中提到陶淵明的處所甚多，往往是就他的某一正面立言，或僅僅是用為典故，略一提到認為裝點罷了。錢鍾書師長教師說：“余泛覽有唐一代詩家，初唐則王無功，道淵明處最多；喜其喝酒，與己有同好，非賞其詩也。爾后如王昌齡、高達夫、孟浩然、崔曙、張謂、李嘉祐、皇甫曾、嚴維、戴叔倫、戎昱、竇常、盧綸、李端、楊巨源、司空曙、顧非熊、邵謁、李頻、李群玉、盧肇、趙嘏、許渾、鄭谷、韋莊、張蠙、崔涂、崔道融、汪遵等，每賦重九、回來、縣令、隱居諸題，偶用陶公故事。”（《談藝錄》）不外這些情形仍應惹起器重，由於如許比擬普遍的被接收，表白陶淵明其人其詩在唐朝曾經廣為傳播。有了文集，很便于傳播，而《文選》在唐代的位置和影響更是如日中天。
在陶淵明接收史上，宋朝是最值得留意的一段。這時呈現了多種陶集的刻本，又有帶注釋的簿本，年夜年夜有助于陶淵明作品的進一個步驟傳播，為陶淵明紀年譜也開端有學者來做，很多著尷尬刁難陶淵明作出評價。“淵明文名，至宋而極”（《談藝錄》），對陶淵明的研討也從此進進一個新階段。
宋代有兩小我的看法特殊主要，一是年夜文豪蘇軾（1037-1101），一是理學大批師朱熹（1130-1200）。
蘇軾極端觀賞陶淵明的詩，他曾說過：“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年夜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欠安，輒取讀，不外一篇。生怕讀盡后，無以自遣耳。”（《東坡題跋》卷一《書陶淵明羲農往我久詩》）此言或難免夸張，而其酷愛陶淵明詩的情感則完整是真正的的。
蘇軾論述陶淵明詩的妙處，有道是——
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往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東坡題跋》卷三《書李簡夫詩集后》）
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未幾，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自得，自謂不甚愧淵明。（《東坡續集》卷一《與蘇轍書》）。
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東坡題跋》卷一《評韓柳詩》）
東坡指出，陶淵明為報酬詩都很是篤實樸實，作品少而精，外不雅平庸干枯而內里豐腴味美。這些確為陶淵明的高處，而後人未嘗說明白的。蘇軾已經逐首追和陶淵明的詩（一百零九篇后另有十五篇），他本身很是器重；他的弟弟蘇轍在他的影響下，也和了幾十首，并將這些和詩編纂為四集，又作《追和陶淵明詩引》，此中援用乃兄的來信，鼎力表揚陶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基礎藝術特點，這八個年夜字后來經常被援用。
蘇軾以為陶淵明的詩高于曹植、劉楨、鮑照、謝靈運、李白、杜甫，也就是高于建安、南朝和唐代的一切詩人，這就把陶淵明放到五言詩成長史中登峰造極的位置上往了。東坡出言如山，陶淵明在中國詩歌史上的高尚位置由此得以確立。
東坡又曾以陶詩為例，詳細剖析淵明文學說話的妙處，惠洪《冷齋夜話》（卷一）載：“東坡嘗言，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趣，如‘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回人看炊火，沖弱候簷隙。’（按此乃江淹模擬陶淵明詩作中的句子，那時尚不明本相）又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叫桑樹顛。’年夜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這般，似年夜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神，至逝世不之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像如許詳細深入的剖析，沒有創作經歷的學究，是不不難說得這般透闢的。在文學接收史上，有看法的作家往往高于逝世啃書本的學究。
朱熹既是理學的集年夜成者，又曾在陶淵明的故鄉（南宋時稱為南康軍）做過處所官，所以他特殊誇大陶淵明平生講求義利之辨，品格高貴，足認為處所以致全國之精力文明扶植供給可貴的養分，他說：“晉、宋人物，雖曰尚高傲，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何處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端的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朱子語類》卷三十四）他對于同陶淵明有關的物資文明遺產，如聽說是陶淵明已經“醉臥其上”的所謂“醉石”以及他的舊居遺址都很是留意維護和宣揚，又新建了留念性的“回往來館”。朱熹還在本地學宮之東樹立以陶淵明為首的“五賢祠”（別的四位是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其西則建濂溪周師長教師（理學前驅周敦頤）祠，以二程師長教師（程頤、程顥）配。顛末朱夫子的鼎力宣傳，陶淵明簡直曾經成為理學的先行者了。
朱熹高度器重陶淵明的政治品格，誇大他忠于君王、“不仕二姓”的高貴節操，極力將陶淵明建立為符合此時規范的品德標兵。他的《向薌林文集后序》施展了沈約最先提出的“恥復屈身后代”說，朱熹明白地寫道：
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后代，自劉裕奪取勢成，遂不願仕。雖其功名工作，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于聲詩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認為莫能及也。蓋古之正人，其于天命平易近彝、君臣父子年夜倫年夜法地點，惓惓這般，是以年夜者既立，而后節概之高、說話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
這無非是把先前沈約的猜想加以確認，并進一個步驟予以拔高。獨裁主義時期的“年夜倫年夜法”是理學家奉若神明的年夜準繩，是盡對不答應搖動的。在朱熹之后，以“忠（忠于東晉）憤（仇恨宋文帝劉裕）”論陶成了陶淵明評論研討中的一個主旋律，稍后問世的代表理學家看法的湯漢《陶靖節師長教師詩注》就是陶詩“忠憤”說的一年夜策源地、依據地。（拜見顧農《陶詩“忠憤”說的策源地——讀湯漢〈陶靖節師長教師詩注〉》，《中國典籍與文明》2022年第1期）
理學的位置越來越高以后，朱熹論陶的不雅點也日益深刻人心，這對陶淵明作品的經典化起了很不小的感化，同時也讓貌同實異的“忠憤”說持久風行，至今依然在施展感化，妨害人們對的地熟悉陶淵明。
朱熹直截了本地把陶淵明獲得很高文學成績的重要緣由回結他為他是東晉王朝的奸臣，品格極端高貴。有德者必有言，原是儒家的一個基礎不雅點（《論語·憲問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用有德。”），到朱熹這里，更以陶淵明作為一個因有德而有言的輝煌典範。
在理學家傍邊，朱熹是文學涵養最高的，他本身的詩也寫得很有程度，所以他對陶淵明的文學成績也確有深刻的領會，例如他說：“淵明詩平庸出于天然。后人學他平庸，便相往遠矣。”他又看出陶詩中也有豪邁的成分，“但豪邁得來不覺耳。其顯露原形者是《詠荊軻》一篇，平庸底人若何說得如許言語出來。”（《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這就提醒了陶淵明其人其詩的某種復雜性，這是很有目光的。朱熹同完整干巴巴的理學家仍是很有點分歧。
在宋元明清幾朝，對陶淵明著作的注釋、剖析、研討一向沒有結束，呈現了很多有價值的學術結果，但觸及接收史全局的年夜格式沒有幾多變更，這種情況要到“五四”新文明活動以后才產生明顯的變遷。
三
“五四”以后關于陶淵明接收的資料極多，此中最值得留意的是梁啟超（1873-1929）和魯迅（1881-1936）的有關闡述。
梁啟超關于陶淵明的高論，集中地見他的《陶淵明》（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一書。書中提出的陶淵明享年56歲說，一度很有影響，激發了從頭研討陶淵明生平的高潮，不無積極意義；但他的56歲說是站不住腳的。梁啟超主要的進獻在于他明白批駁了一貫風行的“忠憤”說，指出陶淵明回隱的緣由“只是看不外當日宦途的混濁，不屑與那些熱官為伍，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隆與不隆”。“那時士年夜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是淵明最痛心的事。他即使沒無力量易風移俗，最少也不願隨波逐流，把本身的人格喪失落。這是淵明棄官最重要的念頭……若說所爭在什么姓司馬的姓劉的，不免難免把他看小了。”陶淵明“忠憤”說至今不衰，由此即可見梁啟超學術思惟的深入和超前。
中古的改朝換代大略采用禪讓的形式，既然是“堯舜禪讓”而非“湯武反動”，那么臣平易近就無須一直不渝地盡忠于前一個王朝，而可以很彆扭地與時俱進。趙宋以后情勢分歧了，國力較弱，不時感觸感染到內奸的壓力，于是特殊誇大“忠君”，汗青須古為今用，于是現代的高人也必需起首在這一方面做出模範。昔時以“忠憤”論陶詩是可以懂得的，時至本日依然有些學者把“忠憤”看成陶淵明的實質長處，似屬食古不化，加倍是不免難免把陶淵明看小了。
魯迅論陶的看法散見于他的雜文漫筆之中，缺乏體系集中的闡明，但由于他的深入和尖利，也由于他在思惟文明界高尚的位置，他的看法影響很是年夜，至今不時被學者援用，例如下列三則結論，就給人良多教益：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快要易代的時辰。但他沒有什么大方鼓動感動的表現，于是便贏得“田園詩人”的稱號。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那時政治的。如許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漠，不外他的立場比嵇康阮籍天然得多，不至于招人留意而已。還有一個緣由，先已說過，是習氣。由於那時喝酒的風尚沿襲上去，人見了也不感到希奇，並且漢魏晉沿襲，時期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年夜感慨，陶潛之比孔融嵇康戰爭，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進，往往具體寫著，再細心一看，他是曾經經過的事況過兩三個朝代了，但那時似乎并不為奇。（《罷了集·魏晉風采及文教學場地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但凡著名的蓬菖人，他老是曾經有了“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的幸福的。倘否則，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屨，又那有抽煙喝茶，吟詩作文的閑暇？ 陶淵明師長教師是我們中國大名鼎鼎的年夜隱，一名“田園詩人”，天然，他并不辦期刊，也趕不上吃“庚款”，但是他有奴子，漢晉時辰的奴子，是不單侍候主人，并且給主人種地，營商的，恰是生財用具。所以雖是淵明師長教師，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否則，他白叟家不單沒有酒喝，並且沒有飯吃，早已在東籬旁邊餓逝世了。（《且介亭雜文二集·蓬菖人》）
被選家登科了《回往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稱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師長教師，在后人的心目中，其實超脫得太久了，但在選集里，他卻有時很摩登，“愿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去處之有節，空委棄于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固然后來自說由於“止于禮義”，未能防禦究竟，但那些癡心妄想的自白，畢竟是勇敢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信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瞋目”式，在證實著他并非成天整夜的由由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小我，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頓挫，更離真正的。（《且介亭雜文二集·〈題不決草〉六至九》）
第一段現實上否認了“忠憤”說，第二段從經濟基本的角度論陶，第三段指出陶淵明作品的復雜性，皆為發人沉思的不易之論。（拜見顧農《魯迅論陶淵明及其方式論啟發》，《上海魯迅研討》總第84輯，2019年第3輯）
四
總起來看，在陶淵明接收史上，鐘嶸、蕭統、蘇軾、朱熹、梁啟超、魯迅是六位最主要的年夜人物。在普通意義上做過若干學術任務的專家天然也各有其進獻。可以或許轉變接收史格式的總回是多數巨匠，我們當不了巨匠，但應該高度器重他們的任務和結論，作為我們從事詳細學術操縱主要的領導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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